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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這把“金鑰匙”,打開了農民致富的大門

   轉載 發布時間:2019-10-08 21:42:10   來源:杭州黨史   舉報
【導讀】改革開放初期,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大包干”協議上按下手印,開啟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先河。同一時間,桐廬縣至南公社桃源大隊,同樣性質的改革也在悄悄進行。當年,桃源大隊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小山村,抬頭...

改革開放初期,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大包干”協議上按下手印,開啟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先河。同一時間,桐廬縣至南公社桃源大隊,同樣性質的改革也在悄悄進行。

當年,桃源大隊還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小山村,抬頭見山,走路爬坡。田坪村屬于桃源大隊第三小隊,共有18戶、83人、41畝耕地。貧瘠的土地,封閉的環境,陳舊的觀念就像與世隔絕。1975年,我從部隊退伍回家參加生產隊勞動,當時干活是“大呼隆”,天天記工分,一個男正勞力一天記12分,婦女記8分,大家出勤不出力,糧食畝產只有三四百斤。辛辛苦苦一年,年終分紅每10工分只有人民幣0.67元,扣除糧食等實物(折算為現金)和平時預支的現金,最后只能分到30多元錢、80多斤糧食,根本不夠全家的日常開銷和其他支出。春荒時,加上一部分國家供應糧也不夠吃,還得偷偷摸摸到附近村購買高價糧。

桐廬縣至南公社桃源大隊田坪生產隊

讓我更想不通的是,一個小小的生產隊,光隊長、隊務委員、記賬員、倉庫保管員等務工人員就有10多人,而且在外面辛辛苦苦干活的社員收入還不如他們高。1977年,為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我找隊長提出幾條意見,一是減少隊委人員,一職多兼,縮小開支;二是實行多勞多得,即包工包分。但說說容易,具體操作起來矛盾就來了。有些群眾為了多賺工分,不顧生產質量,大部分群眾對這種做法明確表示反對,也有些群眾罵我們是“烏哩頭”(“烏哩頭”:桐廬方言,是指黑魚,魚塘里有了這種魚,其它魚就不得安寧),想把隊里的水攪渾。我是個不撞南墻不回頭的人,承受了各種非議,同老隊長反復商討,終于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多勞多得是好事,包工包分雖然解決了社員出人不出力的問題,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但包工不聯產,沒有把村民利益與責任掛鉤。要在提高生產質量,增強村民責任心,在責任與效益掛鉤出新招。

1978年下半年,隊里開始實行包工包聯產,根據土質、水源等情況定好每畝田的產量,然后承包給社員耕種,實行超產有獎,對超產的50%部分給農戶記雙倍的工分。超產有獎的辦法,較好地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明顯增加。1979年,最高畝產達到800斤,在原來的基礎上翻了一番,基本解決了全隊人的口糧問題,收入也有所增加。這時大隊里有人放話出來,說我們這種做法遲早要到公社去劈3天“柴柱頭”(“柴柱頭”:桐廬方言,指開墾山地挖出來的樹根、柴根,劈開來可當柴火燒)。在壓力面前,我們仍然沒有退縮。

包干包聯產,超產有獎,使村民們嘗到了甜頭,我們又萌發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大包干。1979年下半年,我們將隊里所有的農田按戶數人口分包到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由于那個年代的特殊性,人們對于“大包干”還是疑慮重重。所以,當時的至南公社黨委對我們這種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贊成。再加上田坪村偏僻,分田到戶這件事是悄悄進行的,外界知道的比較少。由于包干到戶,村民付出的勞動與收入直接掛鉤,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如井噴般釋放。到1980年底,效益就出來了,糧食畝產從1977年的三四百斤提高到了八九百斤,全村一步就跨過了溫飽線,家家戶戶有了余糧。這么一來,其他兩個生產隊坐不住了,也紛紛動起手來。事實證明,這一做法是正確的,是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后來就慢慢推廣開來。

市郊農民喜稱豐收糧

改革開放這些年來,我們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民的生活完全擺脫了貧窮,走向了富裕。如今農業稅也取消了,種田還有補貼,這些都能讓農民得到實惠。我們村里還有很多人到外面去打工、做生意,收入也大大提高。更值得驕傲的是,1978年以來,我們桃源自然村出了38名大學生,還有16戶人家買了小轎車。我的兒子、媳婦在上海一家大公司上班,年薪20多萬,他們雖然多次要我和老伴去上海居住,但我離不開田坪村,因為我這寸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

回顧這些年來,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分田到戶是一把金鑰匙,打開了我們農民致富的大門。”

(文字根據于生根口述整理)

20世紀70年代后期,杭州農村依然存在著“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現象,有的地方還規定了 “三不”(不分田單干、不包產到戶、不分小小隊)。但是,有個別生產隊開始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發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1979年起,杭州農村開始穩步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其基本特點是在保留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的同時,集體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承包給農戶,承包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權限,獨立作出經營決策,并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

它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既發揮了集體統—經營的優越性,又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是適應我國農業特點和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一種較好的經濟形式。

1980年2月,杭州市委召開縣、區委書記會議,要求總結推廣成功經驗,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3月,市委又發出《關于加強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意見》,提出實行定人員、定任務、定成本、定工分和超產獎勵制度,把責任制和產量聯系起來。其后,農民在實踐中創造出多種形式的責任制:有專業承包聯產計酬、包產到組聯產計酬、統一經營聯產計酬,包產到戶或包干到戶(簡稱“雙包”)、小段包工定額計酬等多種形式。

1981年6月,市委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議,提出把建立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納入工作部署。會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得到迅速發展。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全市各縣(區)逐步把各種責任制形式轉為以家庭為基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并賦予農民以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同年8月,全市有15724個生產隊實行聯產承包到戶、到勞的責任制,占總隊數的43%。11月中旬,全市36288個生產隊的大田責任制,實行包干到戶的18157隊,占50.1%;包產到戶的2620個隊,占7.2%;聯產到勞的8057個隊,占22.2%;繼續實行專業承包聯產到組的2323個隊,占6.4;繼續實行小段包工定額計酬的5131個隊,占14.1%。到1983年底,全市農村36424個生產隊中,實行聯產承包制的有36112個隊,占總隊數的99.1%,大田作物聯產承包制面積達98%

1983年,中央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84年,杭州農村進一步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市有14505個生產隊按照“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對承包田塊過于零碎,承包戶勞力增減變化過大的作了適當調整;對26079個原來土地承包時間訂得較短的生產隊,延長到5年。同時,幫助生產隊建立制度,加強對集體財產和承包合同的管理。12月,市政府發出《關于改革蔬菜產銷體制的通知》,杭州郊區蔬菜基地全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聯產承包為樞紐,實現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土地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沒有變,農民家庭在承包土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1984年,全市糧食總產量達到204. 35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家禽、淡水魚等副食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全市農業總產值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達15.38億元,比1978年增長43%。農民人均年收入達到461元,比1978年的162元增加1.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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